扫除历史垃圾 建设小康西藏

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理论研讨会暨社科联第五届学术年会观点综述

西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19年3月26日上午，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理论研讨会暨自治区社科联第五届学术年会在拉萨召开，该研讨会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办、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承办。研讨会上，来自全区不同行业领域的七位专家学者代表，紧扣会议主题，围绕旧西藏的黑暗残酷落后、党领导下的西藏民主改革伟大实践、西藏民主改革的重大历史成就等方面，从各自工作和研究的角度广泛进行了交流研讨。

一、旧西藏的黑暗残酷落后

民主改革前，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僧侣和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农奴过着衣不蔽体、饥寒交迫的日子，其黑暗、残酷比中世纪欧洲的农奴制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自治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毛奇在发言中指出，旧西藏的封建农奴制社会等级森严，农奴对农奴主存在严重人身依附关系，农奴主对农奴人身野蛮占有，对农奴的人身迫害令人发指。不仅搜刮掠夺农奴的劳动成果，更肆无忌惮地对农奴施以血腥的人身迫害。广大农奴被当作私有财产随意处置，其生死婚嫁大权被牢牢掌控在农奴主手中。农奴被任意买卖、转让、赠送、抵押和交换，被任意打骂和驱使，被任意滥用诸如断手、剁脚、剜目、割耳、抽筋、割舌、投水、投崖等极为残酷的刑罚。农奴的子女注定终身为奴，世世代代难以翻身，生活境遇之悲惨世所罕见。旧西藏处于极度封闭落后的状态，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发展无比缓慢，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不要说现代工商业难觅踪迹、现代社会事业一片空白，就连传统农牧业生产也极其落后。农业生产低效简单，主要农业区仍在使用木犁、木锄耕种，收成仅为种子的4至5倍；牧业生产原始粗放，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低下；手工业工具和技术粗糙简陋，产品数量极其有限；传统商贸不断萎缩，以物易物交易方式盛行。在旧西藏，处于上层僧侣集团金字塔顶端的是集政教大权于一身的达赖，他作为旧西藏农奴主阶级的总代表，不仅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首领，还是旧西藏地方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不仅在物质上决定着旧西藏苍生的一切，还把持利用藏传佛教，使人们在精神上处于被奴役的状态。可以说，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下，以达赖为首的统治集团垄断了旧西藏的政治权力，他们利用手中的封建特权和宗教神权，通过暴力统治和思想钳制，对百万农奴实施残酷的政治压迫。广大农奴无力反抗这种吃人的制度，一方面，农奴思想上被宗教束缚，感受着“虚幻的幸福”，在这“无情世界”里寻求解脱，憧憬着来世的美好；另一方面，面对政教合一的高压统治，“还必须承认和首肯自己的人身和自由被支配、被统治、被占有全是上天的恩准”。在这双重压迫的社会里，遑论政治权利，矧乎政治自由，政治解放只能是遥不可及的神话。

二、党领导下的西藏民主改革伟大实践

1959年3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从这一天开始，在西藏展开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举世瞩目的社会大变革——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百万农奴自己解放自己的民主改革运动，彻底废除了黑暗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解放了社会生产力，铲除了三大领主联合专政的政教合一政权，为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奠定了基础。

自治区党委党史办（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汪德军在发言中提出，西藏民主改革，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地区社会变革的成功范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学说，与我国民族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解决民族问题的光辉范例，是毛泽东思想与西藏实际结合的成功实践。

（一）党中央制定“慎重稳进”方针

西藏和平解放初期，全国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在日常事务繁重的情况下，党中央、毛主席抽出很大精力解决西藏事务，要求西藏工委在工作中切实执行“慎重稳进”的方针，切忌急于求成。“慎重稳进”成为西藏工作长期的指导方针。《十七条协议》明确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办法解决之。”在执行协议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和各族干部，以模范行动团结上层，影响群众，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为群众服务，挫败了分裂分子的破坏和捣乱，站稳了脚跟。一直到1956年，西藏的民主改革才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但考虑各方条件不成熟，党中央又提出“六年不改”方针，等待西藏地方政府觉悟。中央人民政府这种十分慎重的态度和极为宽容的政策，为实施民主改革赢得广泛人心。在和平解放后的八年里，西藏处在封建农奴制度和党的各级政权组织并存的状态。人民群众看了八年，比了八年，对封建农奴制的腐朽和反动认识得更加清楚，对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为群众谋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感受至深，这为变革封建农奴制度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二）党中央对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仁至义尽

为早日实现和平改革，救百万农奴于水火之中，党中央利用统一战线反复向西藏地方政府作解释工作，耐心等待，同时认真贯彻“慎重稳进”和“六年不改”的方针。但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为了维护政教合一的统治和封建农奴制度，在国外分裂势力的操纵和支持下，公然撕毁《十七条协议》，悍然全面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以失败告终，十四世达赖及其追随者叛逃国外。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党中央对十四世达赖参加人代会高度重视，通过多种形式希望他按时参加会议。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害怕十四世达赖再度赴京会进一步靠近中央，将失去搞“西藏独立”的旗子，一再阻挠他赴京开会。他们选择十四世达赖要求去西藏军区看戏的机会，把蓄谋已久的罪恶行动付诸实施。根据中央对十四世达赖仍应多方做争取工作的指示，西藏工委副书记、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以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理代表的名义，给他写信，耐心做思想工作。1959年3月15日，毛主席看到以谭冠三名义给十四世达赖的信后作出批示，明确指出：“为此，要准备一封信历述几年以来中央对诸大事件宽大、忍耐的目的，无非等待叛国分子、分裂分子悔悟回头，希望达赖本着十七条及历次诺言，与中央同心，平息叛乱，杜绝分裂分子，归于全民族团结，则西藏便有光明前途，否则将贻害西藏人民，终遭人民弃绝。”毛主席得知十四世达赖出逃后指出：“一、宣布为叛国者，以后只有在他悔过认罪之后，才可以回来；二、宣布为被人挟持者，仍然希望他脱离叛众，早日回来，罗布林卡位置及人大位置，仍给他留着。”为此，保留了十四世达赖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和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的职务，直至1964年。这一切表明，党中央对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是仁至义尽的。

（三）西藏民主改革的成功实践

西藏社会制度的巨大变革和历史性跨越，凝聚着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心血和智慧。毛主席极其关心藏区的情况和民主改革政策的确定问题，1959年4月7日特致信当时的中央民委，索要有关藏区情况的十三个方面的材料，还指示新华总社要长期调查研究藏区情况。1959年4月28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指出：由于反对改革的原西藏地方政府反动分子的叛乱已经平定，西藏广大人民的改革要求，已经得到顺利实现的条件。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应当根据宪法，根据西藏广大人民的愿望和西藏社会经济文化的特点，逐步实现西藏的民主改革，救西藏人民于水火，以便为建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西藏奠定基础。民主改革在农村、牧区、寺庙等陆续展开。

农村的民主改革，中心任务是有重点地掀起一个“三反”（反叛乱、反乌拉、反奴役）和“双减”（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重要内容是解放农奴，让农奴获得做人的权利。再通过土地改革，彻底废除农奴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这是农村民主改革的核心。在农村改革过程中，农奴们迫切要求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在“三反双减”运动中，农奴在党的领导下建立政权组织，成立农民协会。农民有了自己的政权组织，力量立即显示出来。

牧区的民主改革。中央根据牧区特点，对牧区的民主改革采取宽松的政策和灵活的办法。牧区实行“三反两利”（反对叛乱、反对乌拉差役制度、反对奴役，牧工、牧主两利），并实行“谁放牧归谁所有”的政策，特别注意保护草场、牧场，明确宣布不改变原来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这些政策的贯彻执行，调动了牧主、牧民的生产积极性，稳定了牧区社会秩序，使生产形势蒸蒸日上。

寺庙实行民主改革。中央对寺庙民主改革问题做了明确规定：一方面继续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保护爱国守法和有历史意义的寺庙和文物古迹；另一方面在寺庙中必须开展反对叛乱、反对封建特权、反对剥削制度的“三反”运动。所有寺庙均选出管理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

三、西藏民主改革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在党中央的殷切关怀下，在西藏人民的共同奋斗下，西藏用一个甲子跨越人类上千年，实现了从黑暗腐朽的封建农奴制度向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历史跨越。就一个省区而言，像西藏这样在社会制度变革和生产力发展之迅速与深刻，可谓世界史上的奇迹，绝无仅有。与会学者从政治、经济、民生、旅游、健康等方面，深刻阐述了西藏民主改革的重大历史成就。

（一）西藏百万农奴实现翻身解放当家作主

毛奇在发言中提出，政治上，旧西藏政教合一政治制度的彻底废除，意味着封建农奴主阶级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三大领主的黑暗统治寿终正寝；意味着西藏各族人民不再遭受宗教神权和封建特权的双重压迫，阶级统治和政治奴役不复存在；意味着在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制度下，百万农奴翻身当家作主，成为西藏的主人、国家的主人，与全国人民一样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民主政治权利，不再是宗教鸦片麻醉下会说话的工具，不再是政治和宗教压迫下逆来顺受的差巴、堆穷、朗生。

（二）中央总体供给模式对改进西藏二元经济结构发挥重大影响

西藏社科院经济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朴在发言中提出，中央总体供给模式在西藏的表现形式是全方位的，比如全国对口支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中央重大项目的倾斜、社会事业发展的支持等一系列制度供给。中央总体供给模式在推动西藏经济发展和改建经济结构变化中发挥重大影响。陈朴认为，西藏民主改革60年来，西藏二元经济结构经历了从混沌一元结构解体到非典型二元经济结构形成，再到当前的非典型二元经济结构的解构，进而形成次级非典型二元经济结构，取得了二元经济结构改建的巨大进步，而这一巨大进步毫无疑问是在中央总体供给模式带动下取得的。从西藏二元经济结构改建进程来看，中央总体供给模式在对经济社会带来巨大发展成就的同时，也使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严重的“路径依赖”现象，这种模式的既定方向被“锁定”在经济结构发展进程中，并在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中不断得到自我强化。沿着这一路径，西藏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主要依靠中央政府大量政策、财政、项目等方式，且逐步确立并不断得到强化。从当下及今后的发展来看，次级非典型二元经济结构并不是西藏二元经济结构改建的终点，还需继续改建为现代一元经济结构。由于西藏特殊的区情及所处发展阶段，中央总体供给模式的现状将长期存在，并且在短期内还需不断强化。因此，次级非典型二元经济结构改建成为现代一元经济结构，依然需要中央总体供给模式或者是中央总体供给模式下的多种发展思路。陈朴建议，必须以处理好“十三对关系”为根本方法。一要保持中央总体供给模式延续性，确保要素集中分配推动我区工农业的融合；二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结构补短板促进工农业的关联；三要发挥有效市场决定作用，注重资本市场的枢纽功能，消除政府行政部门间的行政壁垒；四要实现乡村振兴与城镇化双轮驱动实现要素的双向流动，促进资本、土地、人力互通；五要实施人才强区战略，深化教育改革，培育人才资本；六要改建非正式制度，淡化宗教消极影响，促进劳动力素质提升。

（三）脱贫攻坚工作取得重大成就

西藏大学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图登克珠在发言中提出，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十分关心西藏人民。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有力推动了西藏经济发展、促进了西藏社会稳定。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关心西藏各族人民，创造性地提出了治边稳藏的重要论述，是新时期对党的治藏方略的创造性发展，为新时代西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明了方向。

图登克珠在发言中，以西藏贫困治理重要政策演进为出发点，重点叙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实施的扶贫路径模式。如1986年国家层面成立专门的减贫工作机构，我国经济社会正式进入开发式扶贫阶段，并有针对性地消除贫困。1994年进入脱贫攻坚阶段，2001年到了整村推进式扶贫开发阶段。目前，又进入更深层次的集中解决城乡区域性整体贫困阶段，力争在2020年全面实现脱贫任务。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自治区党委、政府作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一系列战略部署，采取超常规举措、拿出过硬办法，举全区之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先后制定并出台《西藏自治区“十三五”时期脱贫攻坚若干政策》《西藏自治区脱贫攻坚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西藏自治区脱贫致富产业发展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西藏自治区“十三五”时期生态补偿脱贫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文件。

图登克珠特别提出，“十三五”期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亲切关怀和英明领导下，西藏精准扶贫工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西藏精准扶贫工作紧紧围绕国家提出的“六个精准”和“五个一批”工程，积极开展“六脱”工作，从“六个结合”出发，处理好“六个关系”，实现全面脱贫。截至目前，全区74个县中有55个县完成脱贫摘帽，贫困人口从2015年的59万人降至11.2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6%以下。其中，2018年完成25个县的脱贫摘帽工作，2100个贫困村退出，18.1万人脱贫。

（四）人民福祉得到极大改善和提高

西藏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院长平措旺堆通过对山南市扎囊县扎期乡孟嘎如村色珍老人的家庭进行跟踪调查、访谈，从1959年、2009年和2019年的教育、就业、衣食住行、生产条件、政府补贴、社会保障等方面情况的对比，全面反映了色珍老人的亲身经历和家庭发展变化，为我们展示了西藏民主改革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西藏各族群众民生改善、人民福祉得到极大提高的事实。

（五）西藏旅游业飞速发展

西藏社科院当代西藏研究所研究员达瓦次仁在发言中提出，西藏民主改革以来，旅游业表现出稳步增长趋势，尤其进入21世纪以后，我区旅游业快速发展态势不可逆转。旅游业在各行业中表现出发展速度快、发展潜力大、带动作用突出等特征。随着现代交通网络的形成、文化产品与产业的发展、餐饮住宿等服务行业的快速发展以及信息产业的蓬勃发展，西藏旅游的品质进一步提升。旅游业呈现出类型进一步多样化，目的地更丰富，时间点更分散，消费更综合，使得旅游业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愈加深刻广泛。旅游业成为我区支柱产业之一，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为地方特色产品和文化产业创造了广阔的市场，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逐年提高。

达瓦次仁认为，西藏旅游业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萌芽期（1959年至1978年）。1959年民主改革后，西藏的公路和民航建设，彻底改变了交通封闭的状况，大大改善了进出西藏的交通条件，为日后西藏发展旅游奠定了基础。20年间，自治区政府组织官方会议、参观、交流等活动，接待的主要游客为国内官方客人，旨在宣传西藏，增加外界对西藏的了解。二是起步期（1979年至198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中央关心西藏、全国支援西藏的号召，从人才、技术、资金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西藏旅游业迎来发展的春天；1984年中央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为西藏援建43项工程，改善了西藏的旅游设施和环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先后投入4亿多元，维修寺院和名胜古迹，改善了文化和宗教旅游场所；1987年旅游业被正式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同年西藏中国旅行社成立，1989年成立西藏自治区旅游局，旅游业逐步走向正轨。三是稳步发展期（1990年至2005年）。上世纪90年代以后，西藏自治区政府进一步重视旅游业的发展，加强旅游设施和景点的建设，出台一系列旅游优惠政策，增强旅游宣传力度，国内游客显著增加，并成为我区游客的主体。这一时期，中央先后召开第三次和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明确指出西藏发展旅游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确立旅游业在我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自治区投入大量资金改善旅游基础设施，成立高原旅客管理中心，开设导游专业和培训班，推出“假日旅游”项目，实施“谁投资、谁开发，谁受益、谁保护”的政策。四是快速发展期（2006年至今）。2006年之后，西藏旅游业进入井喷式发展阶段。青藏铁路建成通车后，入藏旅游的交通条件得到有效改善，由铁路、公路、航空构成的交通网络形成；2010年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明确提出把西藏建成“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的定位，既是国家战略，也是西藏改革发展的需要。

（六）西藏医疗卫生事业得到长足发展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政法体改处副处长次仁尼玛在发言中指出，西藏民主改革以前，仅拉萨、日喀则有规模很小的三所官办藏医机构和私人诊所以及零星的民间藏医，卫生从业人员不足百人，广大西藏人民有病无法得到及时医治。民主改革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人民身体健康，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得到建立和完善，服务能力和水平不断增强，广大群众健康权益得到有效保障。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卫生部等国家有关部委、兄弟省市的大力支持下，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西藏医疗卫生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落后到进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以拉萨为中心辐射全区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网基本形成，传染病和地方病得到有效控制，妇女儿童健康水平显著提高，人均期望寿命从民主改革前35.5岁提高到现在的68.2岁，人口从民主改革前不足120万人增加到现在的300多万人。截至2017年底，全区有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1547个，全区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总数达到19035人，分别比民主改革前增长24倍和23倍。

通过此次理论研讨会，与会的专家学者产生强烈共鸣，进一步达成共识。大家一致认为，回顾西藏百万农奴翻身解放60年的历史，西藏的发展变化和进步再一次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没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和特殊关怀，没有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就不可能有西藏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和局势稳定的良好局面。

大家一致表示，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学习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自觉担负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广泛宣传西藏民主改革60年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深刻解读西藏历史性变革的内在逻辑，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不负重托、不辱使命，为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西藏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