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狐 谢建国摄

    本报记者 张一诺

　　黄胸鹀又称“禾花雀”，曾广泛分布在亚欧大陆，为候鸟。2004年，黄胸鹀由“无危”改为“近危”，2008年变成“易危”，2013年变成“濒危”。2017年，黄胸鹀被评为“极危”物种，距离“野外灭绝”只剩一步之遥。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所长时坤教授认为，黄胸鹀在草原上繁衍生息，而且需要双子叶、多年生植物作为其站杆。黄胸鹀数量的减少，与其栖息地的改变有很大关联。做好草原保护修复，是实现黄胸鹀种群繁衍壮大的必要条件。

　　时坤曾于1992年4月赴日本留学，在东京农工大学就读野生动物管理学专业，发表了多篇关于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鸟类群落生态与保护的学术论文,并于2000年1月至2005年2月任日本国家草地研究中心重点项目研究员。

　　在草地研究中心工作期间，时坤在对灰头鹀进行实验研究时发现,天然草原对野生生物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人工草地往往形成“生态陷阱”。时坤告诉《中国绿色时报》记者，灰头鹀看到一片绿油油的人工草地后，便开始搭建“爱巢”繁衍后代。然而，由于人工草地上几乎没有可供它们食用的虫子，最后雏鸟往往被饿死。这类迁徙小鸟的寿命一般都比较短，有效生育期往往只有2-3年。因此，天然草原的丧失，将使灰头鹀整个种群陷入危机。

　　“颜值高、嗓子好，对巢址选择也有独特偏好。几十年前，黄胸鹀曾是我博士论文中最耀眼的一颗明珠。它们对广阔原野的执爱让我明白，强度放牧和采草都是草原鸟类不可承受之重，建立草原保护区是保护黄胸鹀等典型鸟类栖息地的唯一有效途径。时至今日，依然如此——关注草原野生生物保护，我们理当有所作为。”时坤说。

　　据原农业部2016年的统计，我国天然草原上分布有野生植物1.5万余种，其中2000多种具有重要经济价值；分布有野生动物2000余种。

　　“有效保护草原野生生物，必须要从生态链和系统性的角度，全面考虑草原生态修复和野生生物保护之间的关系。”时坤说，从生态链角度讲，无论是占据空缺生态位的入侵杂草，还是一些狭食性的昆虫，都与整个草原生态系统息息相关。没有某种植物，可能专食这类植物的虫子也无法存活。而缺失了这些昆虫，很多食虫鸟也将不复存在。

　　另外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啮齿类动物。时坤解释说，啮齿类动物原本就在草原上生存，它们的天敌——猛禽、狐狸等会对它们繁衍进行制约。而当人类在草原上的生活过度影响到猛禽、狐狸等动物时，啮齿类动物就会多起来。这时采取投毒“灭鼠”等行动，不仅难以控制选择高繁殖率生存策略的啮齿类，还会使本就稀少的猛禽、狐狸等动物中毒死亡，导致恶性循环。

　　从系统性角度讲，时坤认为，对草原实行自然恢复，即封围的方法在许多退化草地，尤其是土壤种子库健全的地域可以收获最佳的效果。

　　时坤说，采取同域共存策略保护野生动物更符合欧美、日本等国家的理念。因为他们的土地有限，这些生态智慧可以让他们在进行传统经营的同时与野生生物和谐共处。这当然并非最理想的保护方式，但有时却是一种有效的折中保护方式。”草原上的植物，往往是根系繁殖，一下可以恢复一片。而且有些草种可以休眠，等遇到适合它的土壤、水分、立地条件时，当地“沉睡”多年的草种依然可以长出草来。因此，草原生态修复，首先要了解这片草原本来的样子。“草原生态修复不能冒进，在不知道做什么之前，最好先什么都不要做。”时坤说。在国外学习、考察后，时坤将这一理念带回国内，尝试对自然带、城市带、农田生态系统中被破坏的部分，进行生态修复。

　　从全球范围看，草原生物多样性的丧失都是十分严重的。保护草原野生生物及它们的栖息地应立即行动。时坤建议，应尽快进行相关数据收集，开展本底调查，监测草原生态系统过程和动态，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搭建跨领域和多学科融合平台，提升草原保护的硬实力和软实力等方面工作。同时，向社会公众普及草原及草原野生生物保护知识，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共同致力于草原保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