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设立第一批国家公园，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体制创新取得重大成果，我国国家公园事业从试点阶段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将不断为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中国方案’。”近日，福建农林大学校长兰思仁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达了对我国设立第一批国家公园的深刻认识与美好期待。

　　兰思仁长期从事生物多样性保护，对迁地保护、就地保护等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2016年，他受福建省发改委委托，主持编制了《武夷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实施方案》并通过国家发改委批准，之后又全程参与武夷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担任武夷山国家公园研究院首席专家。

　　记者：作为国家公园建设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您如何看待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兰思仁：首批5个国家公园设立，是我国生态文明史上的里程碑，也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大事件，主要基于以下3点：

　　首先，虽然首批国家公园只有5个，但保护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涵盖了我国陆域近30%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所保护的自然资源在典型性、特殊性等方面具有极高的价值。

　　其次，我国国家公园建设是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原则，坚持生态保护第一、国家代表性和全民公益性。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类型各异、特色鲜明，在前期试点过程中都取得了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对后续国家公园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再次，中国独特的自然地理和历史文化、中华民族的特质和中国的现行制度，使我国国家公园建设在指导思想、资源禀赋、制度土壤、重点任务等方面与西方有着显著区别。中国国家公园建设将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不断积累经验、探索道路、创出模式，开辟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新形态，为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重要借鉴。

　　记者：您认为首批5个国家公园的前期试点有哪些主要成效，试点成功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兰思仁：因为工作原因，我之前到过这5个国家公园，情况比较了解，这几年也通过各种渠道关注它们的试点过程，虽然各地的实际千差万别，但在以下方面的成效是共同的：

　　一是有效突破了体制机制障碍。近年来，各试点公园把世界上国家公园建设的先进经验和自身实际有机结合，因地制宜地开展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建立了一套各具特色、行之有效的体制机制。特别是整合原有各类自然保护地类型，交叉重叠、多头管理的碎片化问题得到有效解决。